两天后，卢先生果然自由了，他的那个有地位的当地朋友将他保释去。卢先生的狱极大刺激了男知青，郜连胜像狮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，他变得越发烦躁和神经质，连睡觉都在说梦话：“越狱！越狱！…”

大家一愣，这是个新来的犯人，有四十多岁年纪，穿掸族服装，其貌不扬的样。他原本不声不响地坐着，谁也没有在意他，把他混同于其他缅甸犯人。只见他低声用缅语说了几句，牢卒的态度立刻像演戏一样发生变化，暴躁与怒火像乌云一样从脸上退去，温驯和恭敬的笑容像一样爬上来。他唯唯诺诺，去打了一通电话，不久就有一辆破破烂烂的救护车开来，用担架把产妇抬走了。

卢先

秦大力反驳说：“你懂缅语吗？连缅语都不会，怎么唤醒？”

几个人还没有清醒过来，就被莫名其妙赶拘留所。他们走大门，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亮的光下面，手捧一束鲜，亲切友好地朝他们微笑。焦昆最先认那人是卢先生，他像孩见到亲人一样“哇”地放声大哭起来。

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，上海女知青生下一个女儿，母女平安。大家对这个喜报激动不起来，悲观的情绪像虫啃啮他们的心脏，要知，产妇和婴儿对这群人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沉重的负担，原先还梦想越狱，你能背着孩越狱么？你能把产妇孩扔下不么？！

余新华噗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连声说救命恩人救命恩人。那人扶起上海知青，摇着说都是中国人，在家靠父母，门靠朋友。大家为他的见义勇为而动，许多日的苦委屈无倾诉，这天晚上他们就烈而激动地讲了一夜话。那人自己称姓卢，金三角华侨，在仰光玉石生意，这回因为路上遇上麻烦，才被警察关拘留所。他说少则两三天，多则一星期他就会被朋友保释去。焦昆天真地问他，怎么一下就让牢卒变得像狗一样听话？他笑着说我告诉他如果我的话去办，明天他就能到一个朋友那里领一笔赏钱。这个朋友的名字在这一带很有影响。郜连胜皱眉，像哲学家一样庄严地思考着，他慢慢张开嘴，提一个人意料的问题：“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？”

来，大声呵斥：“闹什么啊！再闹，明天给你脚镣！看你们老实不老实！”

余新华说：“你父亲在哪里？总不能像瞎一样找下去吧？金三角有多大，你怎么找？你这一辈也找不完。”

几个中国知青，这时才突然意识到，卢先生的现对于他们的命运转折意义重大。他的朋友能够保释他，为什么不可以保释别人呢？他们难还有别的救星或者机会吗？于是他们一齐张地望着卢先生，好像抓住一救命稻草。卢先生没有正面回答，只说如果能帮忙他一定想办法。这个回答很像圆世故的推诿，也可以看作一个借，当然不能使知青满意。刚刚燃起的希望立刻又破灭了，他们都很失望，个个垂丧气的样。话说回来，要把一群外国偷渡者拘留所决非易事，谁愿意无缘无故地惹这个麻烦呢？

正闹得不可开，有个人从地上站起来，用标准的汉语劝说他们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别跟他吵，救人要，让我来想想办法。”

于是灰心和悲观绝望的气氛又像大雾一样笼罩他们，知青们整日懒洋洋的没有力气，个个都像患了恶贫血症。现在就是放着越狱的机会，他们大约也懒得去冒险，与命运的抗争的结果是更加茫然，因此日就像令人恶心的脏一样慢吞吞从他们边过。又过了十多天，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，牢卒哐啷一声很不情愿地打开牢门，大声对知青吼：“还不快！…下次再见到你们，决没有你们好果吃！”

郜连胜哑无言。焦昆却喃喃地说：“我要去找父亲。”

那人摇摇，表示不大清楚或者无可奉告。郜连胜没有找到辩论对手，就一脸不屑地坐到一边去不说话。上海知青脑转得快，他分明对卢先生刚才关于朋友的话产生兴趣，这时他突然急促地说：“好心的卢先生，能不能请你的朋友，也把我们保释去？…我们会永远激不尽的！”

知青都气炸了，扑到门边破大骂：你一个反动派走卒算什么东西？老堂堂中国知青，受你这样侮辱？…你还是不是人，连起码的人都没有，你只条狗！帝国主义的乏走狗！

余新华央求他：“我妻要生孩了，行行好，把她送医院，求求你了。”

牢卒瞪起睛骂：“想得倒！你是什么东西，还想医院？…生就等她生在牢里，明天叫人来收尸。”

郜连胜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男知青，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怎样夺枪，怎样越狱，然后怎样击退追兵，从哪个方向沿着怎样路线上山去。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号始终困扰他们，那就是，你们究竟要什么？

郜连胜回答说：“革命！唤醒广大劳动人民，推翻反动政府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