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六年夏初，上海的局势稍稍和缓，有人请苏青去编副刊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她改名。玲冷静客观地劝她说：“现实也得考虑！你去当主编，我也有条路可走！我是不介意改名的，我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气，趁机改了也好！”苏青显得很沮丧，创办《天地》那意气风发的神采已然不见了。她悲苦地说：“你算好的！有个姑姑给你挡一挡，靠一靠，我这一转，老的老小的小，谁让我靠？现在又这样恶名在外，再嫁也没有人敢沽问斤两，我预备把自己挂在绳上，就这么风了算了！”

天地茫茫，我要靠谁？谁能为我所靠？即便是这样的凄凉，她也熬过来了。玲远走他乡，她却留了下来。她还要撑着，还有女要靠她。但靠了她又怎样呢？后来因涉嫌“胡风案”至亲骨都与她划清界限，断绝往来。丈夫负，到来依旧是一个“负”字。一生儿女债，想想真是惊心，伤心！

苏青个独立，世中一个女，拖家带，也真是难为她。如她所言：“我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挣钱买的”然而接着的一句却是：“可是我回一想，这有什么值得兴的呢？”哀而不伤的一句话，背地里或许是泪如雨下。亦说她官的情妇，她边走来走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，欣赏她的红颜貌，欣赏她的才气直，就是没一个人肯为她留下。

苏青晚景凄凉，她老病缠，也不服药，但求速死。一门关煞，了些草“这些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”她说。

一九八二年，苏青六十九岁。孤独地死去。

我想，民国荒凉的世界里，有这样两位女，也不枉为闹一场。在喧嚣和落寞之间，二人竟然肖《红楼梦》中的“钗黛”终局。

“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，她敷衍我，为了拉稿，我敷衍她，为了要稿费，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，可是我总觉得，也不能说一情也没有。我想我喜她过于她喜我，是因为我知她比较的缘故。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。普通认为她的个是非常明朗的，她的话既多，又都是直说，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了一览无余的人。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同她朋友，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的读者。”玲如是说。

至于二人的往，可谓是君之淡如，是浅言。

所有我喜的女人的特征：率直、独立、定、大气、忠贞。

“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，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，实在对不起得很，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，我只能由我自己发来解释。”这段文字录自玲的《我看苏青》。

苏青为人率直，连写作都不喜用二三人称的“我我我”地直而上。她与玲都是上海“孤岛”时期走红的作家。日本投降后，两人都受到非难。苏青曾过这样的表白：“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，但那是我适逢其时，盖亦不得已耳，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吉日才动笔的。”

苏青比玲大，成名亦比玲早，却因玲才被广泛念及。玲对于苏青的评价虽有溢之辞，却其情可谅，大概是于某知遇之恩吧。

借用某位女士的话，虽然伧俗，却也能说原委来。“张玲的被发掘，是苏青办《天地》月刊的时候，她投了一篇稿给苏青。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，于是便函约晤谈，从此变成了朋友，而且把她拉文坛，大力推荐，以为得力的左右手。果然张玲也恩知，不负所望，迈文坛以后，接连写了几篇文章，一时好评涌，所载有声，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。”

又算起来，苏青是玲与胡兰成惊世之恋的媒人。能被玲和胡兰成两不同格的雅人喜并视为知，可见她确是不俗。再有胡兰成因事下狱，亦是她拖着玲去说情。（彼时玲还不太认识胡兰成，只是偶闻其才名。）她倒是实心实意，事后也不见得了什么好，言语上有什么炫耀之意。苏青这样的侠义，男亦要自惭形秽。生在古代真是薛红线、张红拂之。就是污风秽雨的上海滩，她也照样是金石玉磬响当当的。

玲洒脱而寂寞，华丽而苍凉，为众人所青睐。而苏青，一如玲所言：太正常，太普通，太朴实，当然也亲切，有一古往今来的无所不在的妻和母。

这本书是关于玲的，却把苏青说了许多。因为我也有好些需要说明的地方，只能由苏青发。因为苏青对于玲，实在是太重要了。